不读非圣贤之书

南诏大理国时期，以汉文为通行文字。文献记载说，唐朝廷曾向南诏颁赐诸子百家之书，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。“不读非圣贤之书”，第六代王异牟寻“颇知书”。这里的“书”，指的是汉文文献。

唐天宝九年(公元750年)，南诏在战争中俘获唐朝西泸令郑回，令他为南诏子弟教授汉文化。南诏君臣，喜爱以诗词唱和。唐朝僖宗时期，唐王朝与南诏之间出现了一次和亲。僖宗决定将安化长公主嫁给南诏王蒙隆舜。中和元年(公元881年)，南诏清平官杨琦琨奉命到成都晋见唐僖宗，并迎接安化长公主。由大理赴四川的途中，杨琦琨有感于途中的自然风光，以及自己肩负的重任，触景生情，写下了一首《途中诗》：

风里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岚影洗还清。

江鸥聚处窗前见，林狄啼时枕上听；

此际自然无限趣，王程不敢暂留停。

这首诗被收入《全唐诗》，成为传诵千年的上乘诗作。南诏诗人的作品可人《全唐诗》，这是南诏深受唐朝文化影响的例证。 

大理国仍然以汉文作为通行文字。乾道九年(公元1173年)大理人李观音得、董六斤黑一行到邕州与南宋进行贸易，求购中原汉文图书。政和五年(公元1116年)，大理国派遣李紫宗等人到开封向宋王朝进贡，途经鼎州时，曾拜孔子圣像，观御书阁。元朝初年，中原地区找不到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，只好来大理地区寻找，应了“中原礼失，求诸四夷”的说法。

有的学者认为南诏文化具有“仿唐性”，有的则认为南诏文化就是唐文化的翻版，不是“仿”，而是“是”。我们认为，南诏文化与大理国文化，是独具特色、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。南诏大理国文化的特色，与它的教育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南诏大理国时期，佛教等同于国教，知识阶层大多都是“读儒书，行孝悌忠信之事”的“释儒”。民间“其俗多尚浮图法”，更有趣的是，担任教师之职的人员，称为“师僧”，他们“教童子多读佛书，少知六经”。鉴于这种教育方式，南诏大理国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“通释习儒”。那些既懂得佛教义理，又熟悉儒家典籍与理念的佛教徒，成为大理国科举考试录用的对象。南诏后期，特别是大理国时期，官员都从僧侣中选拔。